一张桌子、一把电竞椅，配上简陋的背景板，在洗手间大小的正方体房间里，15岁的赵晴穿着远超她年龄的性感裙装，对着镜头不断喊着“哥哥”，这是她每天要持续6小时的工作。

看到“14岁女生离职被MCN机构起诉索赔1.7万元”的新闻，15岁的赵晴害怕得无法入睡。两人曾在同一家涉事公司当主播，同样签署了一份被网友称为“卖身契”的合同。

那个晚上，她翻来覆去地算，自己要端多少盘子、手扎多少袋塑料花，才能贴够这样一笔赔偿款。赵晴只是众多被直播公司围猎的农村辍学女孩之一，她们怀揣梦想进入城市，却发现自己坠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噩梦。

01 虚幻承诺，直播公司精心编织网红梦

这些来自农村、早早辍学的女孩们，被直播公司以“高保底”“流量扶持”“出名”“成网红”等虚幻承诺诱骗签约。招聘者的话术充满诱惑：“你想挣多少钱？来这儿干（主播）能赚到大钱”。

对于这些女孩来说，主播的薪资算得上“横空出世”。公司开出的保底工资就有六千块，是在饭店端盘子能挣到钱的两倍，更别提还有礼物打赏提成。运营人员更是夸下海口：“听我们的话来干，最差也能挣一万多”。

低门槛甚至零门槛的工作要求是另一个决定因素。面试出奇地容易通过，对方既没有为难她们的年龄，也没有提出任何专业要求，只是上下打量了几番，简单聊两句“之前有没有干过”，就可以入职了。

02 严苛合同，未成年女孩签下“卖身契”

这些未谙世事的女孩们，在懵懂中签下了一份份风险合同。新京报记者获取到的该公司与主播签订的《独家合作协议书》内容令人震惊。

协议书写明，乙方是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个人”，但事实上这些女孩只有十四五岁。合作期限长达五年，其间如果乙方有与任何第三方进行类似合作、未经甲方允许擅自提取直播账号佣金等行为，就构成违约。

合约中规定，“甲方可要求乙方承担不低于50万元的违约责任”。更令人愤慨的是，签合同时运营会给出口头承诺：“没有违约金，不用赔钱，想走就走”，但这些空头支票从未出现在书面合同中。

03 残酷现实，直播间的羞辱与骚扰

女孩们入职后才发现，高薪轻松工作的泡影很快被戳破。她们每天要面对的是来自榜一大哥的调戏与骚扰、公司严苛的考核甚至刁难。

赵晴开播时，一字肩露出肩颈，裙摆坐下来也只垂在大腿根部，但依然有人在评论区刷“再露一点”。美颜厚厚地敷在脸上，配合浓密的假睫毛，让一双大得失去和谐的纯黑色眼睛格外突出。

观众画像显示，直播间主力军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年男性。不断有人询问她的年龄，她回复十八岁，然后有人持续质疑“看着是更小”，她便不再回复了。有人从主播聊天时的不设防与稚气话语间，看出赵晴的年龄挺小，叫她“小孩”，让赵晴喊自己“大叔”“老公”。

即使是下播后，让赵晴“反感”“不适”的事情也时常在发生。工作群聊记录显示，老板和运营们会对女主播做出低俗的评价，并开出“黄腔”。

对于这些评论，女孩们集体表现出强烈的反感，“满嘴污言秽语。”但老板和运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威严，想到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她们选择保持沉默。

04 变态管理，未成年女孩身心受创

工作以外，主播们还面临着更糟糕的环境。她们住的是一间被隔断成多个屋子的老小区居民房，女孩们觉得自己的隐私“仿佛压根不存在”。

每隔几天，老板都要进到宿舍查寝一次，拍摄下屋内的视频发送至工作群聊，将女孩的内衣、私人用品都暴露出来，只为了提醒“注意用电安全”。一名不愿具名的未成年主播指控，公司内的一名运营曾对其“动手动脚”过。

据媒体报道，一名14岁女生自称在这家公司遭遇了发烧被灌药催促上班、惩罚蹲着唱歌、被男老板拦腰抱起倒立等情况。这种情况并非个例。

还有一位名叫小云的14岁女生，在工作期间感冒发烧，老板竟跑到出租屋，捏着她的鼻子灌药，催促她继续上班。在同事面前蹲着唱歌、聚餐时被男老板拦腰抱起来倒立，这些都成了她日常工作中的“惩罚”。

05 逃离困境，天价违约金成为枷锁

当这些未成年主播们想要逃离时，却发现自己当初签下的合同，有可能让她们背上高额赔偿，甚至成为失信人。

该公司曾多次向主播发起诉讼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21年公司向一名未成年主播要求超过百万元的赔偿，理由是对方无故停播后擅自在第三方平台直播，法院最终判决主播支付十九万多元的违约金。

2024年底，该公司又向一名14岁主播发出民事起诉状，称其在直播时存在不当行为导致永久封号，造成原告被平台扣款的情况，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16941元。

对于公司向未成年主播发起诉讼的行为，公司王姓负责人回应称，公司起诉主播均通过内部员工投票决定，“（她们）给公司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，我们（起诉）是为了整顿公司纪律”。

06 弱势群体，农村女孩成重点围猎目标

赵晴注意到，除了公司内的未成年主播都是小女孩外，即使是成年主播，也都是女性，“没看见过有男的播”。私下里，主播们相互交流过，惊讶地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：农村出身，和家人关系不好，又早早地辍学进入了社会。

公司王姓负责人毫不避讳地说，“很多女孩不上学了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知道这些女孩需要一份工作，直播有时候能改变一个人的”。

“来应聘主播的未成年人特别多”，两名仍在涉事公司工作的工作人员表示，招聘她们属于顺水推舟之举，并非刻意选择。

这些女孩大多来自农村，在家庭与校园中困顿。赵晴确实迫切地需要一份工作。从初中辍学一年多后，她想养活自己，真正地独立起来，不再麻烦家里的小爷爷或是已经八十来岁的爷爷、奶奶。

成为主播之前，赵晴干过饭店的服务员，也会下地摘菊花贴补家用，她还给当地花店扎过塑料小花。那些塑料小花四五十朵一袋，赵晴一天能通过扎花挣九块钱。这种赚钱的滋味让她感觉很不错，有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意思。

07 法律视角，未成年人签约的法律效力

从法律角度看，这类与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？北京盈科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学知表示，案例中的合同、协议均属无效，其中条款不受法律保护，所以MCN机构的索赔主张无法律依据。

协议明确填写了未成年人的身份证信息，显示当时只有14岁，即便合同模式化写明了“乙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”“双方非雇佣关系、劳动关系”，事情本质上还是机构与未成年人之间不对等的签约关系。

即使2024年3月与家长补签的监护人同意书，也是不作数的。涉事MCN机构已经触犯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劳动法》，针对工作期间发生的违规违法行为，未成年主播及家属可以向妇联、劳动监察、法院等部门反向投诉、维权。

08 行业乱象，直播监管存在漏洞

尽管国家及平台对未成年人直播牟利有严格管控，但仍有MCN机构利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、渴望成名的心理，以“高保底”“流量扶持”“出名”“成网红”等虚幻承诺和短期利益为诱饵，诱导其签下不平等合作协议。

这些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，一方面是因为部分MCN机构被利益冲昏了头脑，不惜踩踏法律红线；另一方面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未严格落实，平台监管责任也未完全履行到位，给了不良机构可乘之机。

有业内人士表示，向未成年女孩发出招募邀请，是直播公司招人压力下的主动“下放”之举，即“降低招募门槛，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，都可以来试试”。

09 社会责任，保护未成年人需多方合力

要打破这个困局，不能只靠事后追责。法律需要长出“牙齿”，对诱导未成年人签约的机构重罚；平台要筑牢防线，用技术手段堵住身份冒用的漏洞。

当然，未成年人陷入此类困境，并非仅仅是“缺乏法律知识”那么简单。他们大多正值青春期，对“网红”的光鲜生活充满幻想，渴望被关注、被追捧。

有的觉得“当主播能快速赚钱”，想借此摆脱家长管束；有的则单纯羡慕镜头前的鲜花与掌声，把直播当成“一步登天”的捷径。而无论是哪种心理，都是不合适、不可取的。

对此，家长和学校更要做好引导，让孩子明白：真正的成长没有捷径，那些靠虚幻承诺堆砌的“网红梦”，终究会变成困住青春的枷锁。

济南某MCN公司的王姓负责人站在办公室里，对记者说：“很多女孩不上学了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知道这些女孩需要一份工作，直播有时候能改变一个人的。”

但在同一栋楼的直播间里，15岁的赵晴正对着镜头强装笑脸，喊着那些打赏她的“哥哥”和“大叔”。她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可能随时会因为无法完成严苛的直播任务而被公司起诉，索赔数十万元的违约金。

这些女孩的梦想被包装成商品明码标价，她们的青春被塞进了一份份长达五年的“卖身契”。当社会还在讨论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时，直播公司已经用合同和谎言，将她们的未来牢牢锁在那些狭小的直播间里。